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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中国化】从禅门清规看佛教寺院制度的中国化

2019-11-03 00:00:00 分类:教界热点 64次浏览



《百丈清规》,记载佛教寺院、僧团生活规式,由唐代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为禅宗寺院制定,元顺帝时重新修订,为后世寺院丛林所遵循。《百丈清规》分上、下两卷,计有九章。卷上有祝厘章、报恩章、报本章、尊祖章、住持章。卷下有两序章、大众章、节腊章、法器章。


唐代百丈山的怀海禅师通常被认为是禅宗丛林清规的创立者。早期禅宗以行脚四方、遍访禅师为务,不注重本宗寺院的建设,通常居于律宗寺院之中。然而,律寺的讲法和制度与禅宗不完全相合,故怀海认为需建立禅宗的寺院及相应的制度。随着宋代禅宗进入全盛期,禅宗丛林遍地开花,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禅门清规也适应时代的变化,经历代禅宗祖师大德增补完善,日益具有影响力。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清规,是北宋云门宗宗赜编纂的《禅苑清规》。本文通过对比唐宋禅门清规制度和印度佛教寺院的情况,尝试从三个角度展现佛教寺院制度的中国化历程。


一、住持制度的中国化唐代汉传佛教寺院的管理采取“三纲制”:每座大寺的最高责任人是上座(讲法、修行之楷模),并设寺主(负责寺院内外事务管理)、维那(处理日常性事务、主持法事)辅之。这或与北朝至隋以来的僧官制度有关,但也有印度佛教寺院职司系统的背景。赴印求法的律学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那烂陀寺中各职司的名称。其中,上座是寺中尊主,寺主为造寺之人,护寺是轮流执掌寺内事务并向僧众传达信息者,维那(或作授事)则负责敲击法器、监督僧众进食等。若仅从职司的名称来看,“三纲制”应当是有印度佛寺管理制度背景的。那烂陀寺的制度设计体现了中古时期印度佛教寺院管理的特征,即以年长者为尊,十分注重僧众全体参与决策;同时,严控将公共财物据为己有。然而与印度情况相比,唐代“三纲制”虽有对应的职司名称,但其职责已有了一些差异。到了北宋,律宗寺院沿袭了唐代的“三纲制”,而禅宗更加以改革,推举“具道眼有可尊之徳者”为住持人,形成住持人一人负责制。这一管理制度在唐末至北宋时期,显示出特有的活力。据《景德传灯录》〈百丈传〉附录〈禅门规式〉所述,禅宗管理制度的特点大致可概括为三方面:一、组织分工明确,效率高。据《禅苑清规》记载,住持人以下,重要的职司大致可分为知事和头首两类。其中,知事包括监院、维那、典座、直岁等,头首则包括首座、书记、藏主、知客、浴主等。职司分工十分精细严格。二、务求节俭,推行“普请法”。所谓“普请法”,是讲究农禅并重,不论级别高低都需参与农业劳动。这样便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寺院经济体制。三、责罚严厉,自上而出,动员僧众参与。丛林凡有扰乱众人清修者,要驱逐出院,严重者甚至动用拄杖杖打,众人烧其衣钵道具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维护僧团清净的形象并具有警示作用。


二、“挂搭”制度的中国化今日佛教寺院中有在客堂“挂单”的制度。这一制度古已有之,在宋代禅宗丛林中,又称为“挂搭”。禅宗僧人游方行脚,遍访他寺寻师论道,是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禅宗寺院的僧堂,为全寺之核心,寺中僧人会按照戒腊分配到僧堂中长连床上的一个床位,并在此禅床上打坐、进食。在禅床边的壁上往往设有挂钩或架子,新到寺院的僧人将钵具等挂搭其上,故“挂搭”引申为行脚僧人前来依住寺院。“挂搭”的传统来源于印度。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了那烂陀寺有客僧来时宾主双方的礼节:简单打招呼后,客僧将钵、瓶挂在壁牙上,坐下休息。随后,主客行礼,待来客洗手洗脚之后,再到寺中尊长处行礼。相比之下,宋代禅宗丛林中的“挂搭”程序虽有相似之处,却繁琐了许多。据《禅苑清规》〈挂搭〉一节记载,新到僧人需先到堂司向维那呈递祠部文书,再赴僧堂礼拜圣僧像、按戒腊次序安排禅床挂搭(并洗足)。随后,赴寮房拜访寮主(按入住寮房次序轮替担任)及寮首座(入寮时间较长,人事精熟者担任),接着再拜访住持人,等等。另外,宋代禅林“挂搭”的僧人要携坐具,行不同级别的礼拜。如与维那、寮主、寮首座相见,行触礼三拜(将坐具放置在地上,头触坐具而叩拜三次的礼节),与住持人行两展三拜(指两度展折坐具而礼拜三回)或大展九拜(大展坐具礼拜九回)之礼等,且两次叩拜之间都要站起身。印度佛教礼拜则无使用坐具的要求,主客相见仅是年轻一方两膝着地,两手十指支撑,向年长一方行礼叩首一次便罢,礼节上要简单很多。


三、待客礼制的中国化印度佛教有以汤饮待客的传统。如《南海寄归内法传》在陈述寺院迎客的宾主双方礼节之后,提到主人会根据季节提供汤饮,这包括酥油、蜜糖、沙糖等(可饮用亦可食用),以及“八浆”。关于“八浆”戒律中有明确记载。《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的梵汉版本里,记载了“八浆”的名称,分别为:椰子、芭蕉、酸枣、阿说他果(无花果)、乌跋罗(马椰果)、蘡薁、蒲萄(葡萄)、渴树罗(银海枣的果实)制作的饮品。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里,这“八浆”为“更药”,也就是夜晚初更时允许饮用的,酥油、蜜糖、沙糖则是“七日药”,为允许七日内存放的食(饮)品,均为佛门常用之物。印度佛教待客汤饮的原料,在古代中国并不多见,于是便改为采用本土化的茶饮和汤饮。唐宋时期佛教寺院中的汤饮已完全不同于印度,变为橘皮汤、山药汤和荷叶汤等。在《禅苑清规》中,茶礼与汤礼还成为寺院日常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例如,迎接新到僧人,结夏、解夏、冬至、新年四节,职事任免,乃至入寮、沐浴、阅藏等寺院日常活动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茶汤会。其中,以四节茶汤会最为隆重,是寺院管理层为首座(具备声望与德行的修行人)和僧众举行的盛会,有三日茶汤。这样的茶汤会,不仅增添了宗教的仪式感,也加强了僧众上下级之间相互的交流。禅宗严格、完善的清规制度与宋代以来禅宗的兴盛发展不无关系。在这些至今仍流行的制度背后,隐约可以看到印度寺院制度的影子。然而,随着佛教中国化的深入,汉传佛教寺院制度为适应中国社会的体制与礼俗不断做出调整,从而呈现出与印度佛教截然不同的风貌。作者单位为南开大学哲学院本文刊《中国宗教》2019年第04期


    (转载自“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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