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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佛教研究(上)

2018-12-28 18:44:59 分类:教界热点 209次浏览

从1978到2018的40年,是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40年,是中华民族迎来复兴光明前景的40年。在这个中国社会各方面都飞速发展的同频共振历史阶段,中国的佛教学术研究也走过了光辉灿烂的历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各类专业佛教学术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各级各类佛教刊物陆续创办,优秀佛教科研工作者不断涌现,国内外佛教学术交流日益扩大和频繁。这四个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绩,直接推动了佛教学术研究走向繁荣。


改革开放以前,各类佛教研究成果很少,甚至出现过没有论文发表的年份。改革开放以后,成果出版呈现快速递增的态势。从1949年到1966年,国内共发表佛教方面的文章1003篇,平均每年发表58篇左右。从1967年到1974年,学术界没有发表过一篇佛教研究文章。从1978年开始,佛教研究文章逐年递增。到1992年,一年发表的论文达到1125篇,超过1949年到1966年发表数量的总和。1996年到1998年的3年时间里,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与佛教相关的文章3300多篇,各种著作400余部。进入21世纪,佛教各类成果的数量更为迅速增加。到现在为止,综合已有的各种不完全统计数据,佛教各类文章大约有数万篇,著作大约有数千部。


40年来,中国佛教研究学者为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发展佛教文化的对外交流,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取得了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成就。在这里,我想通过六个部分的简单介绍,说明40年来我国大陆地区佛教学术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所具有的特点,所走过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大致发展趋向。


一、佛教历史研究


40年来,在已经出版的各类佛教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多的是有关佛教历史方面的著作,包括各种通史、断代史、近现代史、地区史、宗派史等。


1.佛教通史研究


一般说来,优秀的通史著作,往往能够集中反映个人或集体在综合、整体研究佛教方面所能达到的学术水平,所以历来受到特殊重视。关于佛教的通史著作,可以分为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两大类。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术界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佛教通史著作,更不用说世界佛教通史著作了。40年来,我国学术界推出佛教的世界通史著作一部,佛教的中国通史著作多部。


2015年由魏道儒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出版发行,该丛书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主要过程,在国内外学术界属于首创。《世界佛教通史》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并且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文化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进行深入研究。全书各卷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全书的绝大部分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的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在这部完全意义上的佛教世界通史著作出版之前,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是一部世界佛教的简明通史著作。该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世界范围内佛教的产生与发展过程,长期作为国内各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书。


40年来,已经出版多部不同类型的中国佛教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各有精彩。孙昌武撰写的《中国佛教文化史》是一部旨在全面描述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历史,阐发中国佛教文化成就、总结中国佛教文化发展规律的著作。作者把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两汉至两晋为中国佛教草创阶段,南北朝为佛教逐步实现“中国化”时期,隋唐两宋为佛教“中国化”完成期,元明清为中国佛教发展第四期。


潘桂明撰写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将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分为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三段,论述佛教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学派、宗派,及其相关的重要哲学范畴和命题。潘桂明的《中国居士佛教史》是专题性质的通史著作,特色鲜明。


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属于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佛教通史著作。该书将中国佛教史分为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民国四个时段加以叙述,在内容上涵盖了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大系统的人物、典籍、教义、制度、仪轨、礼俗、艺术乃至儒释道关系、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季羡林、汤一介担任总主编的《中华佛教史》,内容上起汉魏,下及近代,涵盖了佛教在我国多民族的传播,以及汉传佛教在日本、朝鲜等国的发展,并且对佛教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分卷专题论述。该部著作把中国少数民族和传到海外的佛教与中华本土的汉传佛教编纂于一部著作当中,成为佛教史著作的创新之处。


除了以上这些综合或专题中国佛教通史类著作之外,有两部类通史著作影响很大。其一,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叙述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和演变的主要脉络,其中的许多论述对以后的研究者起到了引路作用。其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于1981年开始出版并已出版三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论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该书把这一阶段的重要佛教译籍进行了系统、详尽剖析,属于原创性质的工作。


2.佛教断代史研究


优秀的断代史著作一般是作者长期深入研究之后取得的成果,大多以功力深厚,富有创见著称。40年来,出版的中国佛教断代史著作有很多种。其中,郭朋陆续出版《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属于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系列断代史著作。杨曾文的《隋唐佛教史》以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著称。与断代史研究相联系,在研究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方面,也要重要突破。其中,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是一项填补学术空白的成果。此后,在西夏佛教研究方面不断有成果出现,崔红芬、孙颖新等在西夏佛教研究方面有专门著作。杨富学除了西夏佛教研究之外,在回鹘佛教、敦煌佛教文献等研究方面也有专门著作。


3.佛教近现代史研究


学术界逐渐重视近现代佛教,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这既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更与当代佛教蓬勃发展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分不开。关于现当代佛教的研究论文大约有数千篇,著作可能不下百部。即便关于一个重要人物、重要寺院、重要事件、重要思想,也往往形成数百万字的文字。比如,关于“人间佛教”问题的探讨,规模不等的专门学术会议有数十次,文章上千篇。


关于近现代佛教的著作,绝大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人物、思想等方面。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太虚思想研究》,郭朋、廖自力、张新鹰合著的《印顺佛学思想研究》,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近现代中国佛教论》,麻天祥的《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于凌波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何建明的《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陈兵、邓子美的《20世纪中国佛教》,程恭让的《抉择于真伪之间:欧阳竟无佛学思想探微》,刘成有的《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陈永革的《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民国浙江佛教研究》,葛兆光的《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纪华传的《中国近代佛教史》,等等。


4.佛教区域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地方政府相继重视保护和挖掘当地的佛教文化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学者们陆续撰写了本省、本市或本地区的佛教史著作。20世纪80年代初,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王亚荣、畅耀等学者撰写了长安佛教宗派祖庭的专门著作,是比较早的一批地区佛教史著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的地区佛教史著作逐步增多。到现在为止,几乎可以说,在佛教曾经盛行过的地区,都有学者推出相关佛教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根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将近百种,比如,王亚荣《长安佛教史论》、侯冲的《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就属于此类著作。撰写区域佛教史专著的学者很多,比如冷晓、韩丽霞、董允、崔正森、王荣国、韩溥、何建明、严耀中、陈荣富、胡恩厚、蒲文成、王路平、徐荪铭、王传宗等。此类佛教区域史著作中的优秀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充分搜集、整理和运用了本区域特有的资料,对相关佛教文化各方面进行了尽可能细化的描述,有助于深入认识当地佛教。


5.佛教宗派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佛教宗派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多数成果包括在与研究隋唐佛教有关的著作中,还没有出现篇幅较大的专门著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江苏古籍出版社历经十几年努力,出版了多部中国佛教宗派通史著作,包括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潘桂明、吴忠伟的《中国天台宗通史》,董群的《中国三论宗通史》,杨维中的《中国唯识宗通史》,王建光的《中国律宗通史》等。在密宗通史的研究方面,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是代表作。在三阶教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张总的《中国三阶教史》。宗派“通史”的出现,是学术界在佛教宗派史研究方面有实质性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研究佛教宗派方面,禅宗是学术界投入人力最多、取得成果最丰富、研究视野最开阔的领域。尤其是近20年来,出现了研究禅宗历史、思想、流派、人物、典籍,以及禅宗与中国文化、禅与东方文化、禅与艺术等方面的大批论文和著作,出现了所谓的“禅宗热”。这是由禅宗本身的长期历史积淀、国内外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旺盛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在不同时期出版过禅宗专门著作的学者很多,比如,顾伟康、葛兆光、洪修平、潘桂明、陈兵、麻天祥、杨曾文、吴立民、徐孙铭、吴言生、徐文明、龚隽、邢东风、董群、刘泽亮等学者,都在禅宗通史、断代史或文化史等方面出版专著。至于在研究禅宗人物、经典、制度、思想等方面出版过专著的学者,人数就更多了,不少学者还独立出版了多部著作。


在天台宗研究方面,出版过专著的有王志远、董平、朱封鳌等学者。张风雷、潘桂明、李四龙、俞学明、韩焕忠、韩剑英等学者出版过研究天台宗人物、学说等内容的专著。在华严宗研究方面,王颂的《宋代华严思想研究》是一部华严宗的断代史著作。邱高兴、韩焕忠、李玲等学者有研究华严宗人物、思想、经典或学说方面的著作。在研究三论宗历史、思想和人物方面,有华方田、杨永泉、李勇、纪华传等学者的著作。研究唯识宗的学者有逐步增多的趋势,出版了多部专著,比如,周贵华的《唯心与了别——根本唯识思想研究》。相对说来,研究玄奘的专门著作和论文数量最多。在研究净土宗方面,除了通史著作之外,魏磊、刘长东、王公伟等学者都有著作。在研究律宗和佛教戒律方面,有严耀中的《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湛如的《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温金玉有关于律师评传和四分律研究方面的多部著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刊《中国宗教》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