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宝讲寺 资讯列表 > 他山之石

《赵城金藏》:辗转千年的虔敬(下)

2020-03-23 00:00:00 分类:他山之石 886次浏览


抢经


蒋唯心这份天才般的研究结果,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同时引起日本学界的注意。1934年,日本学界整理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刚刚印行。可想而知,此时中国宣布发现《金藏》,对他们是何等的震撼。


彼时距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只有3年。日寇在山西期间,一直谋求抢夺《金藏》。《金藏》在劫难即将来临时,遇到了又一位关键人物:当时太岳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40年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原名李维略)。抢救时间发生在1942年2月。


1986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原太岳第一地委书记高扬文等当时一批与史健共同战斗的老同志撰写的《追忆史健同志》一文。文中概述了这段“抢经”的历史:


“1942年春,史健得知日寇企图抢劫广胜寺《赵城金藏》。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拖运回来。因事关宗教政策,他立即向区党委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批准后,史健作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分区基干营和洪赵县游击队、地委机关同志与群众密切配合,夜入广胜寺,从日寇的虎口下夺经。大藏经有4000多卷,全部人背马驮,安全运抵地委机关。还未来得及运交区党委,便碰上日寇大扫荡。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于是这些宝物随队伍与日寇周旋。后在薄一波、陈赓、牛佩琮等领导关注下,历经6次转移,于1949年4月运抵北平,经当时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批准,交给北平图书馆保存。”


为了还原这段历史,史健之子李万里耗费了近40年的时间。李万里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不断挖掘八路军当年保护《金藏》的历史真相,试图以一力与伪史“死磕”。“抢经”过程的历史亦有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佐证。


纸上数行字,故事的背后却并不简单。无论是日军抢经消息的获取,还是史健对文物保护的意识、战士的冒险抢救,只要有一步行差踏错,《金藏》或许就不会是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国之瑰宝,而只能充满遗憾地望洋兴叹了。


当年提供抢经情报的人是穆彬,原名马殿俊(曾任太岳区第二地委敌工部长),当时受史健派遣,潜入临汾日寇69师团任情报班长。李万里访谈当时的太岳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时,张天珩说:“残酷的‘反扫荡’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高度的警觉。那时切肤之痛关注的都是敌情调动和军火粮草,为解生死之忧或伺机夺取,文化教育类信息往往不关心也排不上队。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根据地干部普遍文化素养不高的当时,稍纵即逝难能可贵。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眼光尤为难得。”


李万里说,这批经卷虽然珍贵,但是“当年保护也就保护了,非专业的驻军,每天的任务就是打仗,擦肩而过也不会被追究”。史健能作出这样的决策,有其特殊的渊源。史健本人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父是开明士绅,曾创办女子小学和县里第一个图书馆,还曾任当地劝学所所长多年,雅好收藏。


抢救经书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请上级批准,否则弄巧成拙就是“破坏统一战线”。赵城一共有两座寺庙,兴唐寺比广胜寺大。李溪林接到史健通知后,先派县游击大队长徐芳生去兴唐寺调查,扑空了,方知经书在广胜寺。


于是,李溪林带着徐芳生和警卫员赶往广胜寺。然而,住持力空和尚一开始态度很冷淡,面露难色道:“太原失守前,一战区中央军卫立煌的中将军长亲自来找我要经,我没给。太原沦陷后,二战区阎长官派师长来要经,我也没给。”李溪林等人跟他说明,据可靠情报日寇马上要来抢,军情急切,刻不容缓。最终,力空和尚同意给经,但只肯亲手交给朱总司令。


抗战初期,朱德曾率队在赵城县马牧村住过,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李溪林劝力空和尚说,朱总司令在千里之外的太行山,先把经书运到根据地,再让朱总司令的秘书补个借条送回来。力空和尚才勉强同意。


当时除广胜寺东北方向有山路可通根据地,其余均有日军驻扎,陷于敌人包围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抢运任务定在夜间紧急执行。经卷被藏在三米多高的大佛基座里,从晚8时到凌晨12时左右,全部安全运出。


在撤退的过程中,部队曾与日军发生交火,有多名战士牺牲。我军没有恋战,将经卷直接运到根据地内安泽县的亢驿村,当时这里是太岳第二地委的机关所在地。史健当时就在进出根据地的隘口石门峪迎候经卷,靠前指挥,以防不测。


“今天知道这是文物,但当年的普通人并不理解。领导人要带着强烈的历史感(与战士)说通这件事,恐怕不容易。”李际宁说。在当年转移经卷的过程中,确实有小战士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还将经卷空白处撕下订成本子,史健发现后极其痛心,称谁再损害必须受纪律处分。


但也是这批小战士,背着经卷辗转于崇山峻岭中。渡河时,先遣队拿着树枝探深浅,将经卷顶在头上,生怕弄湿它。战士们背着重重的行囊,有时候几天都吃不到粮食。但保护这些经卷是军令,它们躺在战士的背上,就像他们的粮食、水和枪支弹药那般重要。


面对日军的频繁骚扰,经卷没有如计划般运抵延安,而是存在了山西沁源县山区的一个废弃煤窑里。这里是太岳区的核心根据地,也是运往延安的必经之地。


修复


多番转移,虽然在特殊形势下保住了经卷,但因条件简陋,等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将《赵城金藏》移交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文物情况已不乐观。经卷受潮,很多经卷长满黑霉,粘连在一起。杜伟生形容:“从外观上看就像一根木炭,硬得就像一根木棍。”


1949年5月14日下午4时,北平图书馆专门为《赵城金藏》修复工作召开展览座谈会。会议由北平图书馆代馆长王重民主持,于力、范文澜、王冶秋、马叔平、向觉明、韩寿萱、周叔迦、巨赞法师、晁哲甫、季羨林、张文教、程德清、赵万里等一批与《金藏》有关、或对古文献有研究的官员、重量级专家出席了会议。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赵万里提出的“保存原样”,即整旧如旧,最大程度保存书本身的“时代背景”,而非一律改为新装。等待修复的,除了这批转移来的经卷,还有北平图书馆此前收购的192卷,和其他私人收藏的二三十卷。


修复工作进行得不易。当时经费很少,连找修裱用的纸张,都要靠巨赞法师、李济深和其他社会名人向香港等地的海内外人士募得捐助。直到1950年6月,修复用纸才准备完毕。


找合适的修复人员更难。新中国成立之初财政紧张,不得不考虑支出。原本有4人参加修复工作,每人每月以180斤小米为工资。但是因为要修复的古籍藏书太多,全馆人手不足。当时很难谈得上对古籍修复进行大规模的人才培养,《金藏》修复人员一度减少到1人。1957年,这种情况还引起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李一平的不满。李一平在政协会议上公开批评北京图书馆的工作,“再这样下去,这部有名的藏经就会霉烂完了”。后来,文化部批准增加裱工3人。杜伟生介绍,当年为了找经验丰富的修复人员,图书馆四处物色,到琉璃厂请来了很有经验的老师傅。


这份工作从1949年7月到1965年,用了近16年的时间,只留下了一册“金刻赵城藏修理簿”,仅记录了从书库中取走了几卷《金藏》。


李际宁认为,在当年人员、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承接这么大型的文物保护项目,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不可以苛求前人,但是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前进。比如,有的经卷碎成两截,不同的人修不同的部分,但是一个经卷修完了,却变成了两件。


由于被选作新编《中华大藏经》的主要底本,《金藏》更加声名大噪。今天,《金藏》从诞生到修复百转千回的故事,也成了各方感兴趣的热点。但如李际宁在讲述《金藏》发现始末的文末写的那样:“《赵城金藏》发现至今,历史距我们并不算太远,但是,一段学术史已经‘模糊’得难以辨认了。以讹传讹的‘故事’广为传诵,历史走样,真相‘遗失’。”


有人对学术成果不加严格考证,就否定蒋唯心的研究;而就八路军抢救《金藏》的一段,则有各色演绎。李万里去实地调研时,也见过为了证明本村曾存放过经卷、争抢“红色旅游”的名目,一些含糊其辞、往自己脸上强行贴金的现象。


《赵城金藏》的故事很热闹,但里面充满了需要仔细研究的东西。“不要光凑热闹,光听故事。”李际宁说,我们当“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事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资料”。从称呼上,外界愿意说《金藏》是国图四大镇馆之宝之一,但李际宁觉得,国图可堪被称为“宝”的古籍不胜枚举,“我们更喜欢叫重要馆藏”。


此前限于公布资料的手段有限,如今数字化之后,《金藏》的文献研究才刚刚开始。实事求是地用学术的方法做好研究,用平实的心态了解《金藏》的来龙去脉,或许是对故人以青春、生命来促成、保存、修复的这部古藏的最好回响。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记者:胡宁



佛教重要经典《赵城金藏》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巍峨丰碑,它是唯一一部尚存于世的金代大藏经,是一切大藏经的祖本,素有“在大藏经雕版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地位”之称。


回顾《赵城金藏》千年的历史,有断臂募刻的崔法珍;有校对考证经卷的蒋唯心先生;有抗战时期抢救经藏的史健政委;有花费十六年修复残破经卷的韩魁占专家。有名字记载的不过数十人,更多的则是成千上万没有留下名字的无名英雄,他们是译经的高僧,募捐的村民,刻经的工匠,补雕的僧徒,舍命相救的战士,以及爱护藏经的人们。


当我们翻开历史,才渐渐明白经文的留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承载它的是从古至今互不相识的人们前赴后继的努力,在我们赞叹感恩前人对佛经虔诚恭敬,利益后人的同时,也愿我们能继承他们延续千年的虔敬,从爱惜经书,恭敬三宝做起,为珍贵经藏流传后世,为正法久住世间注入一份自己的力量。



西域取经诗

唐 三藏法师 义净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远路碧天唯冷结,砂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白话译文】从晋代一直到唐代之间,许多高僧背井离乡,离开长安前往印度求取佛法。他们出发的时候多达百人,而归来的时候却不到十人,后人怎么会知道前人求法的艰难呢?求法路途极其遥远,天气极其寒冷,黄沙漫天,犹如大河,遮天蔽日,身体疲劳至极,生命只在旦夕之间。后来的人学习佛法,在读经的时候,如果还不知道这件事,常常把佛经请来也就只是看看,而不会觉得有多么稀有难得。




【上虞多宝讲寺】

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百岭路688号


客堂电话:

0575—82117728  15372550700


官方网站:

http://www.duobaojiangsi.com


恭请法宝:

18058692194